词曰：

  秋风凄切伤离，跃进饿漫弥。田野草吃衰，村民怪病遗。

后来革命起，批判斗争激。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

                                                ——玉蝴蝶

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黎林香成了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  秋季，生产队开天辟地办起了公共食堂。饭堂里整齐摆放着从各家各户收回来的大桌子、长条凳子、锅碗瓢盆。社员下决心办好食堂，他们说：“食堂一枝花，决心办好它，不怕风吹和雨打，食堂就是我的家。”食堂的外墙上用浓浓的红油漆书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等大幅标语。

社员们不但在公共食堂吃饭，甚至连开水都在公共食堂打。食堂刚开张时，社员们就像过年一样兴奋，食堂用大锅大灶煮饭做菜，饭菜品种多、质量好、干净卫生，数量充足，伙食相当好。一到吃饭时间，整个食堂内外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人们争先恐后用自备的小木盆、大斗碗随意添饭、添肉、添菜吃。过年时，食堂办起“九大碗”，点起煤气灯，社员们个个吃得嘴角流油、红光满面。吃饱了，有些人还打包带点食品回家。农忙时，炊事员还把饭菜直接送到田边地角，供应劳动者。

公共食堂最显著的特点是吃饭不要钱，只要是公社社员，无论本社的还是外来人员都可以随来随吃，食堂开流水席。除担负社员的伙食外，公共食堂还具备政治学习、文化交流、娱乐等功用。

但好景不长，大概到了年底，由于粮食减产，国家的征购任务增加，再加上其他原因，公共食堂的粮食、蔬菜越来越少，难以为继。后来，林香每次去食堂打饭，就只能打半盆用玉米面加水熬成的面渣回家供四人吃，每人分一小碗。这样的面渣也没吃多久，食堂就开始供应细糠、玉米面、麦麸子加菜叶子煮成的清汤寡水糊糊，且数量很少，除有俊在升钟跃进机械厂外，一家人的肚皮经常饿得咕咕叫。

林香坐不住了，在生产队麦子地里索取了一点点麦子，却惹出了大麻烦……

还不等队长宣布完今晚上社员大会的内容，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从黑牙中拔出旱烟锅子，握在手上一点一点的说：“林香，你今晚必须给大家交代清楚，你家晒的麦子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你偷的？”这林香今晚上是躲不过去了，低着头不说话。

社员们窃窃私语：“啧啧，这年头了还有麦子，怕是存货吧！” “是不是在哪里偷来的麦子，发霉生虫了，拿出来晒？”

群众议论纷纷，语无伦次。

“站起来”不知谁喊了一声

“站起来，站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的喊叫，震的食堂房顶上的尘土都刷刷往下落。

“我参加今晚的群众大会，是生产队长通知的，叫我们全家能动弹的都来参加。我大儿子文魁上学回不来，还有两个孩子太小，早早爬在床上睡着了，所以来开会的只有我一人。……”林香羞愧地说。

开头社员们还瓜不几几的看热闹，觉得村上老老少少都来了，难得见到大家，肚子虽然空空，但精神上还比较兴奋，眼睛转来转去寻找着，观看着，所以，当听到渣渣胡子韩英武喊：“黎林香”时，社员们并没有往心里去。

这韩英武，是升钟粮站下派到回龙村七生产队，他肥头大耳，凶神恶煞，油头滑脑， 三角眼, 鹰钩鼻，尖下巴，尖嘴猴腮，眼露凶光,满脸横肉，说话奸诈，做事阴险，一肚子全是坏水。刺猬总想要显一显刺毛，坏家伙总想耍一耍好招，即使狐狸戴上白发，也显不出善良的面孔……

人多的很，谁知道他在喊那个黎林香呢？只是吵哑的嗓子里发出了恶狠狠的吼声，才把社员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当再一次听到“站起来”的吼叫声时，没想到黎林香又一次重新站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让社员从震惊中明白了过来。

“快交代，麦子哪里来的？”

“是不是偷队里的”

“快说！！！”

林香在喊叫声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只手一个劲地拉衣服襟子，眼睛只顾看脚。

“怎么，你要顽抗吗？”

“轰”

“对，不交代就轰”

“轰”字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和那个山高皇帝远村里是一种新的发明。不知谁发明了这样一个词，开大会斗争地主，地主不交代问题时就喊“轰。”所谓轰就是炒豆子，也就是群众向四周散开些，中间空出一个地方，把要让交代问题的人放到中间站着，一但被斗争的对象不交代问题，周围的人就动起手来，你推过去，我搡过来，时不时还轮上几巴掌，踹上几脚。有的更恶心人，向被斗争的人脸上吐唾沫。

“我看你这黎林香今天怕要跟大家对抗是不是？快交代，麦子哪里偷来的？”一个肉头从牙缝里往外挤着的话语。

“轰——”一个声音高叫着，紧接着把林香推了个趔趄，这边的人又接着推过去，你推过去我推过来，拳头泥脚一起上开了。林香低着头，一言不发，也不流眼泪。

林香不会流眼泪，她为了拉扯子女，为了这个家什么苦都吃过。她从嫁给黎有俊以后，也跟着黎府遭了数不清的难，进入互助组的时候，不知谁把牛打死了，林香哭了好几天。到高级社时，好不容易喂了一头猪，还不等过年呢？又被人毒死了。自留地的麦子眼看着黄了，不知谁下了毒手，把牛赶到地里吃的麦子只留下光杆杆子了。

“交代不交代？”那个落腮胡子的韩英武披着衣服站起来，走到林香跟前，林香抬眼看了一下，还不等林香反映过来，那人已经抡起大巴掌朝林香打去，林香用胳膊抵挡着，一下、两下、三下，一边打一边嗨、嗨、嗨地出着气，打了一阵，络腮胡子韩英武觉得不解恨，脱下踢倒山的布鞋，提在手上朝林香的头上猛打，由于用力过猛，身上披的衣服都掉到地下了。

林香被打得倒在了地下，狠狠地看了几眼络腮胡子，用手擦了擦嘴角上鼻孔里淌下来的血。

“住手” 一声大喊把整个会场都震惊了。二弟黎有秀把嘴上刁着的卷筒旱烟拔下来狠狠甩到地上，冲上去夺下络腮胡子举在半空的鞋子，夺下来扔到门外说：“韩英武，你是哪家的野种，跑到我黎姓家中撒野，我大嫂再有错，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 黎有秀发话了，黎有英站起来了，一部分社员也站起来了，落腮胡子韩英武才收敛了，回到自己坐的地方。黎有秀、黎有英是社里的骨干，人长的很威武，在社里很有威信。说话硬邦的很。  

生产队经常开社员大会，也经常开斗争大会，大家轰五类分子。斗争完了，一般都到下半夜了。晚一点到鸡叫头遍了，社员们才无精打采地回家睡觉。

黎林香却怎么也睡不着，她先是看孩子们睡了没有，再把烂房子看看，有时那些小偷经常窜进家里偷东西，也时不时攒进房子里找东西，所以林香每天晚上她都要检查完再睡觉。

社员们心里明白，麦子肯定是林香偷来的，因为她家没有自留地，只有村上种麦子，尽管麦子长的不怎么样，一尺左右的个头，生活头头一样的麦穗，但林香不能看着孩子们饿死呀！

队里开完会，她回来收拾好家，安顿孩子们睡下，然后一个人消失在夜空里了。林香偷麦子很有技术，到麦地里以后把两只裤腿从下面扎住，然后把麦穗摘下来从裤子里装进去，直到两条裤子鼓鼓的，这才偷偷往家里赶。林香的办法从来没有失过手，万一碰上看庄稼的人或者社上人看见了，她两手空空，别人根本不会怀疑她偷了麦子。

半夜孩子们饿醒来时，就听见他们的母亲在地上撕拉撕拉的搓什么东西响，爬起来一看，是在端着簸箕用手搓麦穗。

再过半个时辰，林香叫孩子们悄悄爬起来，每人给一碗煮熟了的麦子，孩子们吃的很高兴，觉得香极了……

第二天爬起来，林香用水冲洗干净，没想到叫社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

北风裹着雪渣子在地上打着旋，还时不时卷起些尘土，吹的人连眼睛都睁不利索。地上并没有落多少雪，天气却生冷。回龙那地方尤其害怕这种天，真正下大雪的时侯反倒不冷。这种似下又不大下，不下又在下着，而且从北边刮来的风能刺入骨头，大家编了顺口溜：“北风卷着雪花子，冻出人的屎渣子。”

今天公共食堂吃的是荞面糊糊，按照人均供应量，加上水的数量，由食堂核算以后， 决定一个人打多少。一般三口之家能打一马勺，装在碗里也就三碗的样子，一人一碗，一点都多不出来。

每一回打饭，村上的男女老少脖子伸的像咕噜雁，眼睛睁的像鸡蛋，看看能不能多打一点，或者捞一点稠的，实际上这都是徒劳的。

有俊的母亲杜阿女一只手拄着拐棍，一只手提着一只陶瓷罐子，用拐棍探着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食堂院子里。队里的人很尊重老太婆，见阿女上了年纪，眼睛又不打硬，   都让着叫她不要排队，到窗口直接打饭算了。杜阿女是一个刚强的老太婆，和贤龙做生意到渝州，遇毒僧差点丧命，走南闯北吃过许多苦，又在人前头说媒，当司仪，她的身份练就了她的性格，所以杜阿女绝不加队到前头，那样，叫别人心里瞧不起。

轮到阿女打饭了，她把罐子递进窗口，又对炊事员交代说：“小心一点，不要倒掉，瘦  老爷子还在屋里等着呢。”阿女说的瘦老爷子就是黎贤龙。

炊事员十分小心地从窗口把黑瓷罐子递给阿女手里，也吩咐到：“老人家走稳，提好。” 阿女回应道：“知道了，小心着呢？”

老年人和年轻人、小孩子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大凡有了高兴的事，不论老人、中年人、 年轻人，还是小孩都有些飘飘然。

杜阿女老太婆今天领了荞面糊糊，觉得罐子沉沉的，他就感到特别高兴，老太婆一高兴，走起路来就很有力量。

正在走的来劲的时候，一不小心，一块石头把杜老太婆拌了一下，杜老太婆手里的糊糊罐子甩飞了，重重地落在了远处的地上，摔碎了，杜老太婆也扑倒在地上，手里的拐棍断成了两截。

杜老太婆顺势爬在地上，双手哆嗦着在四处摸索，当摸到泼在地上的糊糊和碎罐片时，杜老太婆先是楞了一下，又摸，还是碎罐片片，老人索性爬在地上，用手往自己跟前刮， 低下头用嘴吸。地上尘土很厚，老太婆基本上连土吸进了嘴里，嘴上沾满泥土和成的糊糊。

猛然间，老太婆的手被什么碰了一下，她迅速抓过去。这是一片大一点的罐片，巴掌大小，带有弧形，里面还些许留了一点糊糊，老太婆用手在地上搜寻着，摸索着，只要她感觉到是糊糊，都抓起来放到碎片里。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老太婆再也吸不到东西了，也抓不着什么了，杜老太婆斜爬在地上开始嚎了：“苍天啊，莫非你要杀我杜阿女吗？我死就死了，家里的老太爷怎么办？苍天啊，你睁开眼睛吧，啊——哈哈，噢——呼——” 杜阿女哭得老泪纵横，嘴上的泥土和糊糊跟着老太婆的抽搐一起抖动。

杜老太婆的吼声沉闷而凄凉，村里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在听一个老太婆哭喊嚎叫。他的三儿子有英听见了他母亲的哭声，跑步追到阿女倒下的地上，先把老太婆扶起来，再接过他母亲手中盛有泥浆和糊糊的碎瓦罐片，小心地放在一边，看见远处他母亲的拐棍断成了两截，取过来想让他母亲拄在手上，可惜，拐棍断了不说，无论那一头都没法再使用，就干脆丢在地上。

“母亲，不伤心，咱们回去，有我吃的，就有你和我爹吃的。”

杜老太婆在有英的劝说下，止住了伤心。有英端着罐子碎瓦片里盛的带着泥土的糊糊，扶着他母亲杜氏回家了。

天空的雪花还在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飘落着，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天地一片混沌。荒凉的大地，昏暗的天空，让人心里压抑难受。

杜老太婆回来就病倒了，不吃不喝，发着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就这么反反复复一个月了，杜老太婆只能偷偷地抹眼泪。有俊从机械厂请了假回来，有秀也从供销社回来照顾其母亲，几弟兄除有杰在苍溪都守在母亲杜氏身边。

杜阿女嘴里说着胡话，说她是黄帝女儿的后代，黄帝埋在陕西的乔山，她好了要去上坟。又说她是王家姑娘，朝廷一品命官的后代……不到一个月，杜氏阿女断了气，享年六十六岁。死的时候全家人几乎都守在她老人家身边，也可能由于咽气的时候难受，杜氏阿女断气以后两只眼睛扔睁的大大的，有俊用手压了好一阵子，这才闭上了眼睛。

林香、新女手忙脚乱地给老太婆洗脸、梳头、又把指甲剪了，贤龙抽泣着从什么地方取出一双新布鞋，给老太婆换上，算是给杜氏阿女换了上路的衣服。

出殡的那天，生产队里给了五斤猪肉，说是给老太婆过丧事用。全家老少一齐跪在老太婆的遗体旁举行一个简单的出殡仪式，黎府家的老大有俊按照程序做完了，跪在地上说：“母亲，今儿孙们都来了，生产队还看你老人家的情份上送来五斤猪肉。坟地我们都给你老人家选好了，在家背后青杠坡，本来该请你老人家进咱祖坟，阴阳先生看过地方，说：“今年西边不利，先把你老人家安顿到家背后青杠坡，等三年纸烧完我们把你老人家迁到咱们祖坟上，这个事情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放心的走吧！”

大家又上了三炷香，重新点了黄表纸，磕了三个头，说：“你老人家放心吧，有杰的媳  妇勤兰已经有了，来年肯定生个儿子。”

有俊的父亲贤龙坐在床上直抹眼泪，心里一亮说：“娃儿他妈，我知道你的心思，是对有杰放心不下，他家有我们呢，咱们黎府是大户，几十口子的大户，还怕什么，你安心地走吧！”

再说黎林香偷麦子已风平浪静，那韩英武再也不敢欺负林香，有俊在公社开会，也警告过韩英武，现在的韩英武彻底变了……

黎林香心绪开朗了，她挽起袖子加油干，心中只有革命的豪情。黎林香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

饥荒在蜀中蔓延。城镇居民、国家行政人员、教师每月的口粮标准降到十九斤，只有学生和工人能保证每月二十七斤的水平。城里人每天都饥肠辘辘，农村人就更惨了，张家湾食堂给每人的粮食标准降到每天二两，但奇怪的是，那些年各食堂的蔬菜地里，各种蔬菜却长得特别好。比如莲花白，长到一个十几二十斤。粮食不够，就多吃莲花白这样的蔬菜，莲花白吃完了，就吃红薯叶，……

结果让许多人得了水肿病。林香的幺儿子文生才三岁，饿的直叫“妈妈”。

林香刚从食堂把打来的稀稀饭放在桌子上，又去候二轮子添饭，哪知文生站在板凳上，去抓饭桶，饭桶倒在小文生身上，小文生周身汤起了泡……不几天，活活地被疼死了……林香被哭得死来活去……

后来，公共食堂里连人均五钱口粮也发不出了，但为了支撑公共食堂的局面，就开始向大伙发放米糠，说米糠猪都能吃，人也可以吃。人们领到米糠后，用尽了各种吃法：在锅里炒出香味后吃，调成糊状烙饼吃，蒸成馒头的样子吃，煮成糊糊来吃……但是，吃了米糠后的最大问题，是拉不出屎。一些身体不好的，抵抗力差的，就被米糠屎给活活地憋死了。

虽然米糠难吃，但它毕竟可以吃一吃，毕竟能够欺骗一下肚子。米糠也全部被吃完， 这时候的回龙村，不仅疯了，而且是一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

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把树皮剥回来后，在锅里烘干，然后磨成面，烙饼吃。树皮烙的饼，实在不是东西，刚进嘴，一股巨大的枯涩味和草腥味就直浸喉舌。由于不胜这巨大的枯涩和草腥，林香一家人就开始呕吐。但是，肠胃里已经空洞无物，这样的呕吐就成了干呕，以至于把胆汁都呕吐出来了。为了活下去，呕吐过后，又吃，吃了， 又呕吐。于是，人们就在这种吃吃吐吐间，苟延着性命。

村子里的树木，无论大小，全被剥得精光，三伏天的烈日一晒，就统统死去。那些枇杷树、樱桃树、李子树和桃子树，本来是可以结果的，由于树皮被剥光了，不仅不能结果，   而且全成了一棵棵死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像在招魂。

树皮被吃光后，人们就开始吃观音土，但观音土这种东西，就更不是东西了，不仅十分难吃，而且毫无营养，一进嘴，那满口的泥土就四处化解，糊得牙齿和舌头，全是泥浆。   吃观音土，除了获得一点咀嚼的快感和欺骗一下肚子外，没有一点点益处。吃两天下来， 所有人的肠胃，就都成了一条污泥管道……

六一年，贤龙的二弟焕龙被活活饿死，享年六十三岁。第二年，林香得了浮肿病……  

那时候，全村患浮肿病的有一百多人。村里常有人因患浮肿病（水肿病）而死亡的是全公社最多的一个村。村里流行一句话：“一肿一消备木料”。意思是说，浮肿消退了，死期也就到了。

当时，回龙村就死了十几个人。上山埋葬尸体是常有的事。 甲死了，生产队让人用床板钉了一口棺材，叫乙、丙、丁、戊等抬上山埋了。而昨天，前日曾抬棺材的乙，又被另一班人抬上山埋了……

夜里，听着死者家人妇女那撕心裂肺的哭丧之声，真叫人肝肠欲断！

一九六零年，政府专门派来医疗队在回龙村办起了医疗站，专治水肿病。先是用草药熏，后打针吃药。那时的林香也因饥饿病得脸黄饥瘦、奄奄一息，幸好也能到医疗站接受免费治疗。在医疗站，每餐都能吃上一钵四两米的白米饭，青菜也有油了，每隔不了多久都能吃上炒黄豆，一周还能吃上一次猪肉。由于有了医疗站，对轻度“浮肿病”能得到有效遏制。

林香的浮肿病很严重，有俊在跃进机械厂专门接她到升钟医疗站疗养院治疗，幸好被及时送到，迟一天也就命归黄泉。这疗养院有一种“营养饼”既能充饥，又能治浮肿病。林香所在的疗养院通过医生开“小灶”，经过两个月时间，浮肿病好了，她才回了家。

同一年，贤龙的弟媳邓氏玉女因饥饿而病故！享年六十五岁，没设灵堂，更谈不上为之守灵……

林香虽病好了，但身体还是虚弱，一回到家，队长就安排劳动了。

大跃进并没有结束，还在造势、浮夸，按照住队干部韩英武的安排，有的是在白天， 有的是在夜晚。比如拉大车，住队干部韩英武就安排在白天。为表示人比牲畜有劲，就推选一个壮年汉，光着膀子，头上戴着牛面具，肚皮上画着皮毛，耳朵上挂着爆竹，用双肩驾着辕，拉着一驾牛车在村里游街。再比如烧烟熏土，韩英武也是安排在白天。土窑里面填上柴草，柴草上放着土块。点上柴草，满村烟雾缭绕，对面看不见人。县里、公社检查那个村烟熏土搞得好不好，标志就是看那个村里的烟雾大不大。有一次，住队干部韩英武听说检查组快到了，就让积极分子跑到各点，让社员们在土窑外面堆上柴草烧，又让一些社员跑进一些大院，把大门反锁上，在院里点上柴草空烧。检查组进村后，满村黄烟滚滚，呛得睁不开眼睛，鼻涕眼泪直流。检查组的老爷们忙拉着韩英武的手往外跑，一边跑一边说：“老韩呀，你们的烟熏土烧得不错！”

大跃进的造势和浮夸，韩英武更多的是安排在夜晚。大跃进的农村夜晚，风景更是好看。麦收季节，韩英武让社员们把几十亩地收割的麦子堆在一块地里，中间放些小板凳。夜里，县里、公社检查组来检查时，让一些孩子们站在麦堆中间的板凳上。韩英武汇报说，今年我们村小麦大丰收，一亩地产小麦十万斤。你们看看，麦穗又大又饱满，上面能站得住孩子。没料到一个孩子一脚踩空，从板凳上掉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得哇哇乱叫，纷纷掉到地上。好在是夜里，检查组没能看的太清楚，还以为孩子们在表演节目呢。秋天，为了营造夜晚大干社会主义的场面，韩英武让各个小队糊了很多纸灯笼，一到晚上，村外的大树、小树，坟头、土岗，河堤、井旁，挂满了纸灯笼。有些地块大的，韩英武就让人插上棍子，在棍子上挂着纸灯笼。远远望去，田野里遍地灯火，亮如白昼。这就有了描写那个年月夜晚大干社会主义的诗句： “太上老君跺脚问，银河何时落人间？”

灯光下的社员们，有的在种麦子，有的在剜红薯，有的在平整土地。最出活的是剜地。正常情况下，剜地要一锹接着一锹的剜，不能留生地。这样，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能剜几分地。可是在夜里，按照韩英武的办法，剜起一锹土，往地面上一撒就可以了。用这种办法，一个普通人，一晚上就能剜好几亩地。为了不在第二天被检查组看出破绽，天快亮时，韩英武就让社员们拉着耙，把地面耙出一层浮土。举目望去，田野里地平如镜，土细如面。由于地面只有一层浮土，地下很硬，麦籽播的很浅，不是被鸟们刨食，就是被冻的无法生芽。结果到了第二年，地里的麦苗稀稀落落，收的还没有种的多。夜里收红薯，社员们根本不用锹，也不用镐，昏暗的灯光下，用脚在红薯棵的位置跺几下，手一提，提出几个红薯就是几个。结果，一亩地只收获一百多斤，大量的红薯被留在地下。但是，社员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可以结出丰硕的成果。一个社员一个晚上，就可以收红薯三到五亩，并且可以把红薯地变成种麦子的熟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农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迹。当时生产大队的光荣榜上，曾有表扬七队社员黎林香的顺口溜：

“黎林香，真能干，一夜刨薯九亩半。

昨天遍地是红薯，今天变成种麦田。

社员个个如虎战，地上哪还有空闲。

 明晚抖抖精神气，后天种地到云间。”

第二年春天，饥饿难耐的人们，突然想起了埋在地里的红薯，就偷偷地拿锹、扛镐到地里搜寻。结果找到的那些红薯，全被严冬冻成了软乎乎的烂薯。更为不幸的是有的社员，搜寻红薯时让韩英武抓住，就被安上破坏生产队麦田的罪名，不仅被停饭，还被批斗、游街……真是：

跃进食堂欠思量，举国沦为试验场。

公灶填充施暴汉，田间饿倒耕种郎。

三年高调苍生怨，百里难闻鸡犬诳。

莫道天公不作美，那是糊涂演荒唐。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南充培训制模技术的黎有俊回到升钟，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升钟场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黎有俊神情漠然，也没有吭声。

回到房间，黎有俊不像往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椅子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黎有俊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 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

黎有俊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七月二十七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黎有俊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无中生有。……”

这时，机械厂员工任尊勤、杜泰山、杨先斗和陈宗勤来了。他们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黎有俊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黎有俊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黎有俊一说，四人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升钟跃进机械厂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十一月十日，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机械厂，找到何家碧及黎有俊，提出要和升钟机械厂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升钟区区委书记张云德，他们说升钟区区委书记张云德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   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黎有俊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他区委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黎有俊、何家碧、杜泰山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升钟机械厂开大会，由机械厂的红卫兵发言，何家碧、黎有俊、杜泰山等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  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张云德戴上。黎有俊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并高声斥责：“你们不守信用，还是红卫兵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黎有俊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黎有俊突然晕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黎有俊，台下的人闹闹嚷嚷。黎有俊被送到医院。经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黎有俊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造反派们并没有就此放过黎有俊，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黎有俊的门上，遭到厂里职工的拒绝后，他们就把对联贴在机械厂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工人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年底，广播里传来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  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样激动人心的声音，着实让黎有俊吃不好，睡不着。他觉得升钟区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必须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和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彻底打倒升钟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想：制止红卫兵造反是违背毛主席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你带上“保皇派”   可就糟了……于是他连夜用红纸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署上姓名：黎有俊。

清晨，人们陆陆续续地赶去上班的时候，看见区政府的布告栏前面聚集了好些人。人们正伸长脖子看着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疑是一枚突如袭来的重磅炸弹，立刻给升钟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一时间黎有俊成了升钟区的风云人物，串联、鼓动、贴大字报，一大批革命群众受到他的鼓舞，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转眼间他成了升钟区呼风唤雨的造反派。

不久，县里派了工作组来到升钟区，带来了重要的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必须坚定不  移地走群众路线，开展一场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全面彻底斗争的群众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工作组非常欣赏黎有俊的革命觉悟与政治敏锐性。听取了他“关于升钟区走资派还再  走”的详细汇报，对他的革命热情大加赞赏，并很快吸收他为“三结合”（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工作组的成员。

不到一个月以后，升钟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云德正式被揪了出来，但黎有俊想：若继续干下去，怕得罪了社会上的人物，不如见好就收，决定撒手不干了，继而出现了新的造反派——升钟小学教师李建宏，王俊等。李建宏当上了升钟区造反派主任，王俊便是升钟区造反派的秘书长，他俩成了炙手可热，威风八面的人物。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升钟场大街小巷开始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手臂上带着红袖标，  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大街上一片红色的海洋。

升钟小学毗邻热闹的大街，每天过往的游行队伍都打街面上走来走去。他们振臂高呼革命口号，那当权派戴着纸糊的高帽和木牌子，被革命群众押解着走在喧闹拥挤的大街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下发了，很快升钟跃进机械厂也派进了工作组。二十五岁，出身贫农，阶级觉悟最高，最最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杨汝祥，成了当然的左派，响当当的造反领袖，不折不扣的革命事业最最最可靠的接班人。这是当时时代语言，集中或分散地见诸于他们的大字报、传单或发言，果然杨汝祥不负重望，一时间成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工作组的策划、授意下，带头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端出机械厂的“三家村”或“四家店”，凡在生活中、发言中、书信日记中，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推测的、梦见的，都可以写大字报，不管涉及谁，越多越好， 越尖锐越好，这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杨汝祥闻讯而动，通宵达旦地写出了两个专栏大字报，毫不妥协地揭露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厂长何家碧和“阶级异己分子、 修正主义分子”升钟机械厂木器加工车间主任黎有俊。杨汝祥其间自然无师自通地运用了寻词摘句，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混淆视听，无限上纲，借他人之口放自己之毒的种种当时通行的手法。大字报一出“让革命群众大吃一惊——原来就在我们身边竟有这样帝修反穷凶极恶的代理人，他们暗藏得如此的巧妙，如此的深，时刻寻找时机，妄图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让千万人头落地，吃二遍苦受二次罪的日子，真是不会太远了”。工作组自然大力支持这样的“新生事物”，这样的“革命造反精神”，组织厂内外参观，见缝插针地利用各种机会对杨汝祥进行表彰，“大树特树这面左派旗帜”。牛鬼蛇神们呢，当然打进阿鼻地狱，不准写大字报，不准发言申辩，不准回家和接待任何外来人，不准…… 。

一句话，一夜之间就成了专政对象，漫画式的坏人，被限制一切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关押在升钟中学无休止地批斗……所依据的事实呢？当然就是大字报。大字报就是法律， 大字报就是判决，大字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砸向黑暗腐朽势力的铁拳头，大字报就是被强奸的民意。工作组把框框一划，发动群众，歪曲真相，几个倒楣鬼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的杨汝祥，不，文革小组的杨组长，即将出世的机械厂领导自然就成了升钟跃进机械厂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而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由几个工人为基础的坚强的战斗堡垒，也就是后来能叫鬼哭神嚎的“风雷激”战斗队。

殊不知风云突变，不久气候陡转，内部作了传达，报上也尖锐批判，说工作组执行了一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杨汝祥被迫向全厂职工作检查，工作组最后带着队员，连夜悄悄撤走，就此不光彩地、不了了之地下了台。

原来机械厂的领导，早被一脚踢开。这个厂当即群龙无首，此后近一百职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社会上各自纷纷成立战斗队闹革命，什么“飞雪迎春”、“全   无敌”、“千钧棒”、“风雷激”、“冲霄汉”等等。这就拉开了派性斗争的战场。最后经过多次的分化、重组，以“红革派”和“革命造反指挥部”各自为核心，形成两大对立派水火不相容的壁垒。斗争的方式是贴大字报，散传单，街头辩论，开批判会，揪斗当权派，高音喇叭中相互攻击。最高形式演变成谩骂、哄闹、抓扯、冲击对方的会场、拳脚相加的武斗……

升钟如此，南部县也是如此。据悉：南部县革命造反指挥部组织了几场大的批斗会， 分别批斗县委书记张云梯、县长袁天锡。把各部门的大小当权派抓来陪斗，呼口号“打倒张（云梯）、刘（国兴）、袁（天锡）、唐（良高）”，对当权派进行体罚，站立行九十度鞠躬礼，戴尖尖帽，游街示众。起初还不准打人，遵照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 后渐次发展到抄家，甚至动手打人。在批斗袁天锡时，有人用拳头打了他。批斗结束后， 由勤务组带人去抄了他的家，什么东西也未抄到。此后由于两派对斗当权派的态度和方法上的分歧，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两派对骂、吐口水，甚至用锄头、扁担、石头、砖块、瓦片、棍棒、炸药包等，相互撕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红革”组织了近万人准备包围造反指挥部航运大楼，造反指挥部分四个组，分兵把守四个城门，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进行堵截。东门由赵京义指挥，西门由李帮岗指挥，南门由何禛全指挥，北门由刘启贵、何万章指挥。双方僵持到下午三点钟左右。

南门城关粮站职工李尚民等被红革派的隋世森用枪打死了，造反指挥部奋力向前把隋世森捉住。红革派的人发现打死了人，作鸟兽散，全部逃走了。

造反指挥部的人群情义愤，全体出动，大呼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撵到原二轻局处把以商业局局长宁纯信为头头的二十多名当权派绳捆索绑到航运大楼，跪在地上，用棍棒、   钢钎等凶器进行殴打，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主要是追查枪的来历，因为当时是不准用枪的。据武装部的人说，红革的枪是他们住在武装部趁不在意时偷的。武装部怕事态扩大， 派李天福出面斡旋、调停。最后，造反指挥部就把这些当权派放了。不到半个小时，枪声骤然响起，红革派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红革不知指挥部已经放人，声言要来抢夺被抓人员。看到来势凶猛，指挥部知道事情闹大了，势态严重，决定指挥部的头头全部撤退，其余人员愿走则走。于是分成两组，一组由赵京义沿嘉陵江下游，从老鸦浩口村走，约八百人，一组经燕子窝沿河下走，约七百人。走到老鸦镇被红革派设的检查站挡获，不久赵京义、刘启贵也一同被抓，共计八人，关在老鸦二大队，绳捆索绑，蒙着脸，用棍棒、钢条打，折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在晚上六点左右，红革派车将这些人拉回县城，未经任何审问，就由红革的司令马德贵押到县蔬菜大队江陵江沙滩进行枪决，不准讲话，蒙着头，凭直觉有赵京义、蒲义祥三人，被抓的人全部跪在蔬菜地里，枪栓拉的唰唰的响，正准备开枪，县武装部岳元龙、安国华赶到，大喊不准开枪，这才幸免逃生。到武装部后，县武装部的人找来医生给他们治伤，生活待遇也很好，住了半个月。武装部安国华部长找来红革派的政委李涛，对他说：“我现在把赵京义和罗长鉴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你要全权负责。”这八人在五十二队车站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伤口基本好了，李涛就把赵京义送回指挥部的“保垒户”家中，罗长鉴被送到航运站的谢绍祥家中，这下就好多了，回到自己人的手里，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住了一段时间，外面风声很紧，看来南部不能待了，就与指挥部的大本营盐亭联系。一位大桥人高从定在盐亭县指挥部大本营任职。经他安排，他们化装成工程师，改名王建，由一个随行人员陪同，确定了专门的行程路线、接头暗语、接头方式。各检查站派专门的铁杆人员一站一站的护送，混过大垭、老鸦等检查关口，经兴隆到大桥，然后装扮成病人到盐亭去治病，用滑秆抬上，过花罐到富驿。在途经富驿与杏儿崖交界处检查点时，得知红革司令部也把沿途抓捕罗长鉴等人通缉令刚下发到各关口，说罗长鉴红眉绿眼睛，武艺高强，杀人如麻，已化装混过多处检查关口，现已逃到你处，要严加盘查。因各检查点有专门人接送，布置周密，几经周折，终于安全抵达富驿指挥部的大本营。富驿驻扎了几个武斗兵团，有二轻、农村、城市等兵团、共约六千人，兵团长是伏虎的杨东林，还有吴正林、刘启贵分别是兵团的负责人……

再说升钟，升钟空气也骤然紧张，从各路消息获知，周边县及南充、广元、重庆、泸州、宜宾、成都等地相继都在大规模武斗，此番升钟的武斗已不可避免，

升钟造反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李建宏作了四点安排：一、带足钱粮，准备撤退；二、  撤退前不能放俘虏，俘虏天亮后再放，以免引起混乱，造成伤亡；三、撤退路线：大桥— 大河—建兴—义兴—盐亭；四、留守人员的潜伏工作……会议开过不久，升钟上空响起零零星星的枪声，有单发、有连发，步枪、机枪都有。升钟周围红革的农民带上火药枪也开始朝指挥部占领的小皂角垭进攻，大战即将开始……。

指挥部的头头们慌了，一方面赶忙向县革委汇报情况等待指示，另一方面极力稳住队伍，在上级命令没有下来之前，尽量让人心不致涣散，以免造成全局的混乱。当时最盼望的是上面派人来制止这场武斗。是夜，指挥部派的三条通讯线路频繁工作，不间断地向上级联络，听候消息。

南部县指挥部回信说：“我们已尽了全力，实在不行你们就撤。”

密集的枪声打乱了早先的布置，群众的心已栓不住了，一部份人开始朝大桥、大河方向撤去，大桥、大河一路上十字路口，关卡均被探照灯照得透明，机枪不停地扫射，只能边躲边跑。有人就在山坡上跑的时候被机枪打死了。那红革派也是怕死的，鲜仕兰一伙十人听见枪声，在升钟水磨河电站强渡西河，抢过河心被水浪一下子连人带船栽到电站二十多米拦河的下游，九人遇难，鲜仕兰一人逃出……躲过这场武斗是人人都有心的，一时， 四面山头铜锣猛响，“逮棒匪哟！……逮棒匪呀！……”吆喝声四下响起，同时枪声也紧跟而来。指挥部人员无统一指挥，都是自愿结伙各走各，路线是大桥—大河—在建兴与南部指挥部聚合，到义兴进入盐亭县境。

指挥部一撤，红革派就占领小皂角垭垭口，又是一阵枪声给漆黑的夜晚增添了巨大的恐惧。

升钟指挥部一百多人在建兴与南部县其他乡镇指挥部近三千人一路上被围追堵截，撵得鸡飞狗跳。队伍中大多是学生和居民，还有小孩子和孕妇，行动迟缓，战斗力弱，在西充的义兴被当地老百姓团团围困。整个队伍又累又饿，一路上人们都是边走边打瞌睡，过河、爬坡、下山、乘船都是在似梦非梦中进行的。困极了倒地就睡，饿极了就喝河水、拔萝卜、掏红苕、生瓜、生菜、茅草杆，只要能充饥都要吃。其中累倒的，病倒的不计其数。   队伍中有个孕妇一路走不动，就由几个青壮男人抬着走，背着走。孕妇体重，往往是背十来米，几十米就又换一个人。一路上，一些单位上的工人、干部把钱粮全部拿出来，找当地老乡煮点饭解决饥饿问题。队伍被围在西充义兴场时，四面八方铜锣敲响，到处都在喊“逮棒匪哟——”，一些胆大的乡民几番冲进队伍抓人打人，几个逃难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时青壮男人和男学生就组织起来保护队伍中的老少妇孺。后面逃亡的人不知究竟也来到义兴场，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被围困的队伍中，整个队伍从义兴场一头铺向场镇又延伸到场另一头的马路上。人们睡在义兴场大街上，哭爹叫娘喊“毛主席万岁！”，但队伍中仍然有人被扁担砍伤，鲜血迸流，让全队逃难的人预感生死存亡迫在眉睫，哭声骂声喊口号声一遍又一遍响起，场面是非常混乱、非常恐怖。最后几经交涉，对方又仔细检查了这队人确实没有任何武器但还不放行。

当时义兴红革通知南部，赶快派车来，人是截住了，但太多了他们收拾不了。逃亡队伍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一下都慌了，害怕南部红革的人来了后大家要当俘虏。于是整个队伍排成长队，手拉手、肩并肩，强行冲出包围圈，冲出义兴场。

队伍往义兴场突围时，四人排成一横排，一排接一排，从义兴场一头至场上再出义兴场，整个队伍长约一公里多，计有 3000 人左右，手挽手、肩并肩，一边喊“毛主席万岁！” 一边喊“向造反派学习，向造反派致敬！”把当地参与包围的农民喊造反派，还要向他们学习、致敬，完全是为了夺一条生路。当地农民毕竟没有见过这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多数人被这支庞大队伍求生的拼斗气势震惊了，不敢近身前来抓人。少数几个上来抓扯的，马上被逃亡队伍的勇敢者吼回去了。就这样众志成城，终于从被困一天一夜的义兴场突围出来。看这一幕，有的声泪俱下，有的义愤填膺，有人浑身激动得打抖，有人甚至嚎啕大哭。   毕竟是一场死里逃生的较量，假如再困下去，很多人将饿死、病死。红革派追到西充来， 几千人的队伍他们又如何收拾？后果不堪设想。

看南部学生队伍中约八十人在县城河边上船后，刚走到谢河段，就听说盘龙已经被红革守死了，过不去。于是这一队学生就从谢河上岸，跑步前往芦溪。一到芦溪，停在嘉陵江边专来迎接逃亡队伍的船只已有几艘装满了人朝下游开去。这队学生在船工招呼下跑步上船，上船后船只向下开动，刚开出几百米，追兵已到，机枪直接朝船上打，驾长中弹身亡，另一个船工迎着枪声冲向驾长位，驾起船冲过了封锁线，一直到蓬安县周口一带停船靠岸，与逃亡大部队汇合。

在蓬安周口茅坝一带的嘉陵江边上，逃难的船只一排排密密集集排在江面上，有船六十只左右。岸上逃亡的人有机关干部、工人、居民、学生、农民、医生、护士、演员，扶老携幼、背包扛被，各色人等约有三千人，有人说可能更多些，因场面太大、太乱，无法估计准确数字。由于刚上岸，马上要急行军，随身携带的不必要的东西只好就地扔了，一时间江面上衣服、裤子、鞋子、毯子、帽子、包、绳子、书本、报纸等把整个江面盖了一半，花花绿绿、七古八杂的东西铺了好远。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个意向，逃到盐亭就活， 逃不出去就死。也没有统一指挥，几千人就在这一段三五结伙、归口结队，各奔东西，分散行走在往盐亭去的路上。由于路道不熟，白天不敢走，场镇不敢去，只有绕山迂河，弯来扭去，有些队伍走来走去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最多的一支队伍到达西充槐树一带时只剩下几百人了。

尽管一路千难万险，但所幸死亡的人却不太多，原因是一路上总有善良质朴的老百姓施舍救助，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红革派也怕整死了人脱不了手，要不然机关枪朝船上打，船不打沉才怪，哪有从眼面前让你跑脱了的。当时红革派有个规定：枪不能对着人打，只能鸣枪警告，把跑往外地的人拦回来就行，主要目标是抓头头。但对方如果火力对抗，那就坚决打。有这一条规矩，大多数逃亡的人当然不会中弹伤亡的。文革之中，两派的人枪炮最终还是保留了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见人就打。乱打死人是要秋后算帐的。当然，武斗越到后来越残忍，有些场合，有些大仗还真是没有手下留情的。但“八·一二没真打、狠打，如果真打狠打，死亡人数就不止十来个人了。只要认真打，盘龙、芦溪一带就不止死几个人……

升钟、南部县城、各乡镇以及四川各地的人来到盐亭，住盐亭全城招待所，地铺、床都有，反正住下为止，每人每天一斤粮，二角六分钱，是省革委专拨的支左粮……

根据毛主席“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教导，两派革命群众没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最新指示。大家明确认识到，双方长期“内战”不休，把敌人丢在一边， 这是上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两派革命群众在学习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以后，更加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的危害性。过去我们正是因为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缠住了身，使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只有斩断黑手，打倒派性，联合起来，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四川省委下达文件成立革命委员会。升钟指挥部从盐亭回来，两派联合起来，在升钟区召开了成立大会。在会上宣布两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成立了升钟区革命委员会，各乡镇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

后来，主要是斗私批修，自我检查在文革中犯的打、砸、抢错误……

何家碧、黎有俊等大大小小的车间书记、主任、会计、出纳……，被机械厂造反派一脚踢开后，他们也感到形势不妙，何家碧站到了红革那一方，有俊回了家，见黎府家人都是造反指挥部的，他也默认自己是指挥部……

黎有俊回到家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到自己在厂里那奇趣的批斗，一场冠冕堂皇口号下野蛮残酷的凌辱，而最可恼的是这场凌辱至今无处申诉，无法报复，无人倾听，象喉管里蠕动着一只苍蝇，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憋得人难受，几乎要叫人精神崩溃而发疯……最让自己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都是同根生还要相互残杀？他们有的是文革中冤曲缠身，肉体、精神备受折磨，本性天真的黎有俊，想求助于停止武斗，减少痛苦，却反遭落井下石，他愤慨而又无可奈何……

黎有俊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 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迎接“斗、批、改” 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他说：“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作为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的最高标准。”

在“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强调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清理阶级队伍，首先要开展革命大批判；整党建党要开展革命大批判，而且把是否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作为能否开展整党建党的首要条件。

开展“革命大批判”；“划线站队”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大批判的特征是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分辩，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

在大批判中，升钟区革委会把升钟各单位分期分批集中在桥坝头升钟中学开批判会， 跃进机械厂轮到黎有俊，那还用说，机械厂那些“纯贫农积极分子”手段野蛮。把这位一则认为是家庭出身中农，二则“贯彻封资修教育黑线十分得力”，三则嘴硬，认死理，不肯服输，所以一开始就被他们确定为“反革命死硬分子”，其折磨手段捆绑游斗，拳打脚踢，夜审，挂黑牌、抽耳光等，其野蛮程度，叫承受者永世不忘。单说捆绑游斗，本来游斗完毕即应松绑，而这里却要继续关进黑牢（以教室作代用），不予松绑，捆得又紧。一次游斗完毕，天已临近傍晚，牢里的专政对象们呼天叫地请求松绑，而看那些“革委会积极分子”幸灾乐祸，毫不过问，这就激怒了机械厂一名壮年，实在看不下去，他怒斥那些“积极分子”“哪个都是娘生父母养的，这个时候了，就是犯人也该开饭了，你们还把人关起，这象什么话？”“你是什么人，在为谁说话？”一个抡眉鼓眼叫任尊勤的壮汉问道，“老子家不折不扣的三代贫农，你把我怎么样？就是国家监狱的犯人，也不能这样对待， 有病还要医。象你们这样把人整残废了，以后谁养活他们？人民政府领导下，好人坏人总要自己劳动找饭吃！你爹妈教你们教错了么，你们这样整他们？你家爹妈是哪一个？回去问问他们，你家的家教是这样的吗？”石破天惊，没想到这种时候，还会有人敢这样说话。   于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指使的政治扒手才叫立马放人。可怜黎有俊当别人把绳子给他解开后，他竟麻木得还不知味……

第二天，大幅标语在中学校门前贴出来：“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黎有俊的疯狂反扑！”并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会场气氛肃杀，几个“积极分子”铁杆暴徒，怒目园睁，磨拳擦掌，两边站立，时刻准备着，似乎好久没有过上虐待狂的瘾了，今天要补偿一下。最惹人注目的是特制的一块黑牌，制作材料的规格很高，是一寸多厚的木板，有一张办公桌的半个桌面那么大，将近有二十斤重，不消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黎有俊”的名字上按文革惯例，打上了红叉。设计最精巧的是木牌上沿拴的一个细铁丝套，这样套在脖上，挂在胸前，铁丝嵌进肉里的滋味，是可以想像的了！难道斗私批修闹革命，我们的革委会整天去钻研阶级斗争的手段，便在武斗上训练得如此匠心独具么？

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其实这算什么批斗，所谓批就是辱骂；所谓斗就是暴打。先是会场上如此阴森的气氛引起一些人小声的议论与骚动，但见机械厂革委会主任板着面孔训斥道：“请关心阶段斗争的残酷性，不要麻木不仁，硬要等到敌人反扑过来，千万人头落地才安逸么？”此话一出全场哑然。有两个打手得到了暗示，跨步上前，一个打耳光， 一个用脚踢，脸上和臀部各自重重地挨了几下。殊不知黎有俊反而理直气壮地说道：“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啊！”当时的学习会上，每每集体读完毛主席语录， 会议主持人就说“今天的毛主席语录就学到这里”。参加学习的人就朗声齐诵“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现在这个书呆子，把这一切都认了真，竟提出这样的质询。这一问不打紧， 原来早有预谋的三个暴徒一齐拥了上来，拳脚交加，再加之扯头发、拧耳朵、打耳光，一阵暴雨似地向这位不识时务的、可怜的黎有俊袭来，好一顿暴打，连暴徒们也气喘嘘嘘了。   黎有俊即高声呼道：“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阴风惨惨，日月无光。参加批斗的五十多人，有幸灾乐祸者，有敢怒而不敢言者，有饮泣之后赶快拭干眼泪者，有互用目光暗示，压抑怒潮于心者……。空气也似乎凝固了。

此时厂革委会的主任又要说话了，那些魔爪也暂时停了下来。“你说毛主席指示我照办，请问，我们红色政权，哪点没有照办？”黎答：“毛主席说，在批判或斗争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请问这算什么？”

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副主任色厉内荏地又问：“你喊救命，喊哪个来救你的命？” 众爪牙似乎捞到了什么稻草，齐声喝斥：“是不是喊刘少奇来救你的命？喊你们同窝的几个牛鬼蛇神来救你的命”？黎答：“喊那些敢于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救命，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政治扒手们哑口无言。一个小扒手眼看下不来台，害怕继续问下去自己反而理屈词穷，于是吼道：“跪下，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几个暴徒正想动手压迫他跪下来，黎有俊却说：“要跪，我就跟毛主席跪！”于是一声长啸：“毛主席、毛主席，你老人家的政策会是这样的么？”放声嚎啕，一发而不可收，凄厉、沉闷中孕育着激烈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有几个上台发言批判的，与会者哪有心思再听那些千篇一律的无谓唠叨，发言者自己也觉无趣。

批斗草草结束，暴徒们最后的喝斥是“黎有俊，把黑牌保管好，下次再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拨乱反正，结束了十年内乱。黎有俊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停职审查，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任他的车间主任……真是：

苦雨凄风毁天伦，争权造反事难存。

动乱升级妖变孽，浩劫篡史鬼欺人。

彗日硝烟遮闹市，枪林弹雨寒惊魂。

骨肉相残乱世伦，神州千古哪求真。